一、关于惠城区水源音话的归属问题的争论和结论： 　　有关水源话（含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到底是客家话还是白话的问题，方言研究专家争论了二十多年。上世纪5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在《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发表了论文《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把惠州（即现在的惠城区）与嘉应州并列为客家音系的代表点。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也把惠州在内的东江地带排除在粤白话分布之外。《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客家方言词条论述到客家方言在广东的分布时，把广东梅州、惠州、蕉岭等16县市，加上河源的五县一区；江西南部宁都,瑞金，兴国等14县市列为纯客县或以客家方言为主的县市。惠州即现在的惠城区。1987年12月，南开大学中文系刘叔新助教(惠州人,母语为白话,不会讲客家话)在提交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的论文《惠州话系属考》中，对惠州话的系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惠城区话应属粤白话中的东江系。由此正式展开了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是白话还是客家话的争论。 　　针对这场争论，华南师大周日健教授在1990年12月出版的《新丰方言志》第三章第五节《水源话的系属》中，论述了水源话与惠城区水源音话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一）水源话与惠城区水源音话都有全浊擦音v(例如“禾、碗、位、惟”) ;(二)水源话和惠城区话都有ŋ的变体？(女、惹、娘、逆)；(三)水源话和惠城区话都有撮口呼y（如“虑、朱、驹、虚”）；(四)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都有m n N和p t k 两套六种辅音韵尾（甘、甲、摊、达、忙、莫）；（五）水源话和惠城区话都没有介音u 的合口呼，把普通话的介音u读成主要元音或脱落为开口呼（如“罗、瓜、桂、税”）。（六）水源话和惠城区话的h 都可拼开齐合撮四呼（如“鞋、向、胡、许”）；（七）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都把古精组和知系声母读成ts ts’ s（如“葬、张、掌、装、仓、畅、疮、唱、桑、霜、常、赏”） ；(八)古全浊声母今水源话和惠州话都读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般都读送气清音（如“菩、部、抬、待、持、治”）；（九）古微母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都读m（如“无、尾、望、袜”） ；(十)遇臻通合三及部分流开三的非敷奉，水源话和惠州话读h 不读 f（如“夫、纷、服、负”） ；(十一)古溪母在水源话和惠城区话话里，有相当一部分读成h（如“起、去、牵、哭”） ；(十二)古次浊上声今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有相当部分读成去声（惠州读阴去）（如“马、鲁、暖、偶”）；（十三）水源话和惠州话的语法基本一致，此外，有相当数量相同的方言词（如“洗身、食饭、脚踭”等）。 　　在同一节中，周教授又论证了“水源话比惠城区话具有更多的客家话尤其是新丰客家话的特点：（一）水源话和客家话的声母及韵母完全相同，声调也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和阳入六类；（二）除调值和h 的拼合能力不同外，现代语音特点一致；（三）声韵调跟中古音的关系多相同；（四）常用词80%以上相同，词汇特点基本一致；（五）词法和句法特点没有两样。周教授得出结论说：水源话和客家话相当一致，尤其是撇开历史关系单就现状来看，它完全可以是“客家话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周教授发表了《从水源音看惠州音系的归属》的论文指出：“既然水源话就是客家话，跟水源话同一系属的惠州话自然也应该属于客家话。”“跟水源话相比，尽管惠州话不同于客家话的地方稍多，但从总体来看，惠城区话跟客家话还是同多于异，大同而小异，同是主要的本质的，异是次要的，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异，而跟白话的关系则正好相反。所以，就现代音韵系统来说，惠城区水源音话跟水源话一样，应归属于客家话。” 　　周日健教授的论证，得到了当时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詹伯慧教授的赞许。詹教授在《新丰方言志序》中指出：“本书在第三章水源话部分专立一节论述水源话的归属问题，认为水源话是跟惠州话（市内）同一类型的客方言，这一点见解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关于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市内）的归属，语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根据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中存在某些近似广东白话的因素而把它看作是粤白话的一种地方话；我和我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编写组的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的记录，始终认为惠州话（市内）宜看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客家话，从总体特征看。它属于客家方言，但是某些语音现象有跟粤白话相同之处（如有撮口韵y，y-等），这不妨看作是受粤语影响的结果。日健同志在本书中确定新丰水源话为客方言的一员，而水源话又跟惠城区水源音话属同一类型，这对于确认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的归属，无疑是很好的旁证。” 　　但同样是在第二届国际粤白话研讨会上，惠州大学杨烈雄先生发表了《对惠城区话系属问题的看法》，主要从声调、声母、韵母、词汇、语法等方面证明“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与广州方言的语音体系十分接近，基本词汇基本一致，语法成份和语法结构相当近似，而与客家方言则距离较远，所以应归属广州方言，成为广州方言属下的一个独立的次方言，可称为广州方言的惠城系。” 　　2007年初，在香港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客方言研讨会上，厦门大学侯小英博士提交的论文《粤中客方言的声调研究》，从古全、次浊去声字的演变等方面证明：“惠城内的声调系统具有明显的客方言特点而跟广州话差别较大。” 　　尽管是这样，这场争论仍无法下一个明确的结论，甚至，还有人因为当地人称这种话为“蛇话”而肯定其为白话。因为客家人中确实有人把白话人称为“蛇”。 　　《崇正同人系谱》为增城籍清末翰林、香港崇正总会创始人兼一、二、三、四、五届会长赖际熙主编，1925年出版。拜读了《系谱》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豁然开朗、迎刃而解的感觉，《系谱.卷一源流》明确记载：“考循州沿革，陈以前隶属于广州，隋开皇间始置循州，治归善。唐因之。五代地归南汉，改祯州。宋仁宗天禧四年乃改名惠州。至今仍之。而其民族实分为水源福建二派。水源者，东江之水发源于赣南，长宁、定南二县之间即其地也。赣省之水多北流，惟此一水南流，阙为东江。南转西行至东莞、增城、番禺间，汇于珠江而入海。此派民族殆为沿江而下者，中有福建一派，则殆由兴泉漳汀各州经过潮州而转入，其缘因当是地理之关系。而其语言亦有统系可寻：上游和平、连平、龙川、河源、长宁、永安等县，水源系也，其民殆纯为客语；偏东，海丰、陆丰二县，福建系也，其民则福佬语而解客语；首县归善则客语归七八而间有福佬语；府城则为土客相间之语。至博罗则客语居多而亦有土客相间之语。此循州民系之大略也。而惠州府志又云：‘旧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将至，中元节预十四日荐祖，次日避兵，故居惠，犹循其俗’，则又有来自南雄一族矣。而亦皆纯客语也。” 这一明确记载，大概可以为二十多年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了。那就是，历史事实与周日健、詹伯慧等专家的论证不谋而合：水源话（含惠州话）就是客家话。 　　《崇正同人系谱》的记载还说明，梅州“语系殆出于福建汀州，盖其地本汀江下游流域，东北紧连汀州所属之永定，其渊源所自有如斯矣！”可见，梅县话与水源话是来源不同的两种客家话。 　　至于“蛇话”的讲法也不能证明水源话是粤白话。“蛇”，在广东人的口语中含有“地头蛇”的意思，那就是这部分居民先到，后来的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又跟他们不同，所以把这些先到的居民称为“蛇’，把他们所说的话称为“蛇话”。在这方面，《系谱》也有类似的论述：“今日环绕五岭之麓，如赣、汀、南、韶、连各州之吾系民族，乃当日中原南来初经一次为客之民族也，而未再转徙且已成为今日最先之土著矣，然，实则客中之主也；今日梅循二州与珠江、江西上游及福建潮琼同系各族，乃皆当日度岭愈南、再经二次为客之民族也，而不复转徙则亦成为土著矣，然实乃客中之客也；今日增城、东莞、花县、番禺、新安、龙门、从化、清远以及一概插处之客族，乃又近代生齿日繁、人稠地逼、因图发展，更经三次四次为客之民族也。而转徙不已，又若成为频动之客族矣，是则客中之客而愈客也。而究何者纯为土、何者不为客耶？明呼此，而吾系之本末昭然矣。”由此可见，后迁来的客家人，有少数把水源一族称为“蛇”，实际是把他们看作“土著”。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操水源话的人，是最早进入广东的客家人，水源话（含惠城区话）是广东最古老的客家话。 一、关于惠城区水源音话的归属问题的争论和结论： 　　有关水源话（含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到底是客家话还是白话的问题，方言研究专家争论了二十多年。上世纪5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在《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发表了论文《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把惠州（即现在的惠城区）与嘉应州并列为客家音系的代表点。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也把惠州在内的东江地带排除在粤白话分布之外。《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客家方言词条论述到客家方言在广东的分布时，把广东梅州、惠州、蕉岭等16县市，加上河源的五县一区；江西南部宁都,瑞金，兴国等14县市列为纯客县或以客家方言为主的县市。惠州即现在的惠城区。1987年12月，南开大学中文系刘叔新助教(惠州人,母语为白话,不会讲客家话)在提交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的论文《惠州话系属考》中，对惠州话的系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惠城区话应属粤白话中的东江系。由此正式展开了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是白话还是客家话的争论。 　　针对这场争论，华南师大周日健教授在1990年12月出版的《新丰方言志》第三章第五节《水源话的系属》中，论述了水源话与惠城区水源音话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一）水源话与惠城区水源音话都有全浊擦音v(例如“禾、碗、位、惟”) ;(二)水源话和惠城区话都有ŋ的变体？(女、惹、娘、逆)；(三)水源话和惠城区话都有撮口呼y（如“虑、朱、驹、虚”）；(四)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都有m n N和p t k 两套六种辅音韵尾（甘、甲、摊、达、忙、莫）；（五）水源话和惠城区话都没有介音u 的合口呼，把普通话的介音u读成主要元音或脱落为开口呼（如“罗、瓜、桂、税”）。（六）水源话和惠城区话的h 都可拼开齐合撮四呼（如“鞋、向、胡、许”）；（七）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都把古精组和知系声母读成ts ts’ s（如“葬、张、掌、装、仓、畅、疮、唱、桑、霜、常、赏”） ；(八)古全浊声母今水源话和惠州话都读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般都读送气清音（如“菩、部、抬、待、持、治”）；（九）古微母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都读m（如“无、尾、望、袜”） ；(十)遇臻通合三及部分流开三的非敷奉，水源话和惠州话读h 不读 f（如“夫、纷、服、负”） ；(十一)古溪母在水源话和惠城区话话里，有相当一部分读成h（如“起、去、牵、哭”） ；(十二)古次浊上声今水源话和惠城区水源音话有相当部分读成去声（惠州读阴去）（如“马、鲁、暖、偶”）；（十三）水源话和惠州话的语法基本一致，此外，有相当数量相同的方言词（如“洗身、食饭、脚踭”等）。 　　在同一节中，周教授又论证了“水源话比惠城区话具有更多的客家话尤其是新丰客家话的特点：（一）水源话和客家话的声母及韵母完全相同，声调也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和阳入六类；（二）除调值和h 的拼合能力不同外，现代语音特点一致；（三）声韵调跟中古音的关系多相同；（四）常用词80%以上相同，词汇特点基本一致；（五）词法和句法特点没有两样。周教授得出结论说：水源话和客家话相当一致，尤其是撇开历史关系单就现状来看，它完全可以是“客家话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上，周教授发表了《从水源音看惠州音系的归属》的论文指出：“既然水源话就是客家话，跟水源话同一系属的惠州话自然也应该属于客家话。”“跟水源话相比，尽管惠州话不同于客家话的地方稍多，但从总体来看，惠城区话跟客家话还是同多于异，大同而小异，同是主要的本质的，异是次要的，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异，而跟白话的关系则正好相反。所以，就现代音韵系统来说，惠城区水源音话跟水源话一样，应归属于客家话。” 　　周日健教授的论证，得到了当时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詹伯慧教授的赞许。詹教授在《新丰方言志序》中指出：“本书在第三章水源话部分专立一节论述水源话的归属问题，认为水源话是跟惠州话（市内）同一类型的客方言，这一点见解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关于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市内）的归属，语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根据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中存在某些近似广东白话的因素而把它看作是粤白话的一种地方话；我和我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编写组的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的记录，始终认为惠州话（市内）宜看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客家话，从总体特征看。它属于客家方言，但是某些语音现象有跟粤白话相同之处（如有撮口韵y，y-等），这不妨看作是受粤语影响的结果。日健同志在本书中确定新丰水源话为客方言的一员，而水源话又跟惠城区水源音话属同一类型，这对于确认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的归属，无疑是很好的旁证。” 　　但同样是在第二届国际粤白话研讨会上，惠州大学杨烈雄先生发表了《对惠城区话系属问题的看法》，主要从声调、声母、韵母、词汇、语法等方面证明“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与广州方言的语音体系十分接近，基本词汇基本一致，语法成份和语法结构相当近似，而与客家方言则距离较远，所以应归属广州方言，成为广州方言属下的一个独立的次方言，可称为广州方言的惠城系。” 　　2007年初，在香港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客方言研讨会上，厦门大学侯小英博士提交的论文《粤中客方言的声调研究》，从古全、次浊去声字的演变等方面证明：“惠城内的声调系统具有明显的客方言特点而跟广州话差别较大。” 　　尽管是这样，这场争论仍无法下一个明确的结论，甚至，还有人因为当地人称这种话为“蛇话”而肯定其为白话。因为客家人中确实有人把白话人称为“蛇”。 　　《崇正同人系谱》为增城籍清末翰林、香港崇正总会创始人兼一、二、三、四、五届会长赖际熙主编，1925年出版。拜读了《系谱》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有豁然开朗、迎刃而解的感觉，《系谱.卷一源流》明确记载：“考循州沿革，陈以前隶属于广州，隋开皇间始置循州，治归善。唐因之。五代地归南汉，改祯州。宋仁宗天禧四年乃改名惠州。至今仍之。而其民族实分为水源福建二派。水源者，东江之水发源于赣南，长宁、定南二县之间即其地也。赣省之水多北流，惟此一水南流，阙为东江。南转西行至东莞、增城、番禺间，汇于珠江而入海。此派民族殆为沿江而下者，中有福建一派，则殆由兴泉漳汀各州经过潮州而转入，其缘因当是地理之关系。而其语言亦有统系可寻：上游和平、连平、龙川、河源、长宁、永安等县，水源系也，其民殆纯为客语；偏东，海丰、陆丰二县，福建系也，其民则福佬语而解客语；首县归善则客语归七八而间有福佬语；府城则为土客相间之语。至博罗则客语居多而亦有土客相间之语。此循州民系之大略也。而惠州府志又云：‘旧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将至，中元节预十四日荐祖，次日避兵，故居惠，犹循其俗’，则又有来自南雄一族矣。而亦皆纯客语也。” 这一明确记载，大概可以为二十多年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了。那就是，历史事实与周日健、詹伯慧等专家的论证不谋而合：水源话（含惠州话）就是客家话。 　　《崇正同人系谱》的记载还说明，梅州“语系殆出于福建汀州，盖其地本汀江下游流域，东北紧连汀州所属之永定，其渊源所自有如斯矣！”可见，梅县话与水源话是来源不同的两种客家话。 　　至于“蛇话”的讲法也不能证明水源话是粤白话。“蛇”，在广东人的口语中含有“地头蛇”的意思，那就是这部分居民先到，后来的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又跟他们不同，所以把这些先到的居民称为“蛇’，把他们所说的话称为“蛇话”。在这方面，《系谱》也有类似的论述：“今日环绕五岭之麓，如赣、汀、南、韶、连各州之吾系民族，乃当日中原南来初经一次为客之民族也，而未再转徙且已成为今日最先之土著矣，然，实则客中之主也；今日梅循二州与珠江、江西上游及福建潮琼同系各族，乃皆当日度岭愈南、再经二次为客之民族也，而不复转徙则亦成为土著矣，然实乃客中之客也；今日增城、东莞、花县、番禺、新安、龙门、从化、清远以及一概插处之客族，乃又近代生齿日繁、人稠地逼、因图发展，更经三次四次为客之民族也。而转徙不已，又若成为频动之客族矣，是则客中之客而愈客也。而究何者纯为土、何者不为客耶？明呼此，而吾系之本末昭然矣。”由此可见，后迁来的客家人，有少数把水源一族称为“蛇”，实际是把他们看作“土著”。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操水源话的人，是最早进入广东的客家人，水源话（含惠城区话）是广东最古老的客家话。

作者:珠江东岸  

　　二、从惠州的历史文化来考察惠城区水源音话的归属 　　我们可以从惠州的人文历史和发展历程，来了解惠州话（惠州客家话）。 　　

　　东江，是客家人主要居住之地，流域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东江流域,包括河源、东莞部分地区、惠州全部、深圳部分，在广东，一说到东江人，都知道是客家人。东江和梅州、韶关、清远一样，是客家的代名词。 　　（一）、东江客家来源：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中原地区的中原汉族，从秦汉开始不断南迁，而逐步叠加而顽强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语言而形成的一个族群。东晋时，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历史上，进入广东的客家人有六次大南迁，有时延2000多年的记载。 　　第一 徙：河源原为古龙川属地。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派兵平定岭南后设龙川县，由平定岭南副将赵佗任龙川县令。之后，受南海郡尉任嚣所托，主南海郡事，公元前204年，为防中原战乱祸及岭南，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封为南越武王。南越国延续93年，其中赵佗执位67年。赵佗任龙川县令和建立南越国，为岭南的开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带来了中原文化，改变了岭南百越人过去野蛮落后的风俗；他施行“与越杂居”、“和集百越”的政策，促进了中原汉人与百越各民族的融合；他将几十万军队留驻在岭南，成为南迁的第一批北方移民，为后来历代中原人迁入岭南打下了基础。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为解决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缝补浆洗问题，曾上书朝廷，要求拨三万北方妇女，结果朝廷许其“万五”。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庭，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符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第二徙：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妥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也纷纷随着渡过黄河南下。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便把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旅上出现。 　　第三徙：是在公元880——1126年间。唐朝末年，黄巢举兵起义及“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从皖赣某地居所，现迁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广东北边。 　　第四徙：是在公元1127——1644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南渡，地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幸均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宋亡后，他们只好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南部。 　　第五徙：在公元1645——1843年间，这次迁徙却是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六徙：在1866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二）、东江，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 　　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的桠髻钵和安远县的三百山，由寻乌和安远两水与广东龙川县的贝岭水汇合成江，流至东莞市石龙镇入珠江出南海。 　　东江取名于它在珠江所处的位置。古时，东江全线并不统称为东江，在各段有各段的名字。在江西段，因古时寻乌属安远县，故统称为安远水；在贝岭水下游，称浰水；在龙川老隆佗城段，称雷江（也有雷水、浰江之称）；在河源段，称二合水；在博罗段，称罗浮水；在惠州段，称惠州河；在东莞段，称东江（也有称石龙河）。这些名字在各个朝代也曾有所变化。 　　东江流域人文历史悠久，是岭南开发比较早的文明之地。春秋战国时，东江流域的文明已有一定的程度，从各地出土的墓葬来看，其墓葬建筑已有一定的规模，且青铜器已普遍使用。如博罗县横岭山出土的３００多座先秦时代的古墓群和东莞地区发现的３００多座连成一片的战国时代墓葬群，其规模之大在岭南少有。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东江流域的文化经济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东江流域属南海郡管辖。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其中博罗、龙川两县都在东江流域。在秦朝，博罗、龙川两县辖地甚宽，尤其是龙川县，辖地包含了当今粤东的全部和粤北的部分地区以及江西赣南的部分地区。到西汉初，赣南地区才设置南墅、赣县、雩都三县，粤东地区才设揭阳县，而闽西地区至唐朝中期才设置三县。这些地方原来属谁管辖？可能都在龙川管辖之内。总之，秦时龙川究竟辖地多宽，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证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北接赣州，东到福建，南连博罗，西近北江，这一带皆为龙川之地，这是不容置疑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带的建制逐步发生变化。自从汉朝赣南地区设置三县，粤东设置揭阳县之后，到了东晋咸和六年（公元３３１年），龙川之地再分出兴宁县，同时，从龙川、博罗之地分出海丰县。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以博罗、龙川两县为基础，在赣南地区逐步设置了安远、定南、龙南、寻邬等县，在广东地区逐步设置了河源、新丰、程乡（梅县）、归善（惠州）、丰顺、陆丰、长乐（五华）、和平、连平、永安（紫金）等县，同时，东莞、增城也从广州分出置县，惠州、龙川、连平一度曾成为祯州、循州、连平州的州府之地。总之，从东江流域的建制不断变化完善来看，从秦朝开始，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不断地发展，文明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二、从惠州的历史文化来考察惠城区水源音话的归属 　　我们可以从惠州的人文历史和发展历程，来了解惠州话（惠州客家话）。 　　东江，是客家人主要居住之地，流域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东江流域,包括河源、东莞部分地区、惠州全部、深圳部分，在广东，一说到东江人，都知道是客家人。东江和梅州、韶关、清远一样，是客家的代名词。 　　（一）、东江客家来源：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中原地区的中原汉族，从秦汉开始不断南迁，而逐步叠加而顽强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语言而形成的一个族群。东晋时，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历史上，进入广东的客家人有六次大南迁，有时延2000多年的记载。 　　第一 徙：河源原为古龙川属地。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派兵平定岭南后设龙川县，由平定岭南副将赵佗任龙川县令。之后，受南海郡尉任嚣所托，主南海郡事，公元前204年，为防中原战乱祸及岭南，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封为南越武王。南越国延续93年，其中赵佗执位67年。赵佗任龙川县令和建立南越国，为岭南的开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带来了中原文化，改变了岭南百越人过去野蛮落后的风俗；他施行“与越杂居”、“和集百越”的政策，促进了中原汉人与百越各民族的融合；他将几十万军队留驻在岭南，成为南迁的第一批北方移民，为后来历代中原人迁入岭南打下了基础。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为解决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缝补浆洗问题，曾上书朝廷，要求拨三万北方妇女，结果朝廷许其“万五”。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庭，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符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第二徙：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妥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也纷纷随着渡过黄河南下。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便把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旅上出现。 　　第三徙：是在公元880——1126年间。唐朝末年，黄巢举兵起义及“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从皖赣某地居所，现迁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广东北边。 　　第四徙：是在公元1127——1644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南渡，地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幸均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宋亡后，他们只好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南部。 　　第五徙：在公元1645——1843年间，这次迁徙却是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六徙：在1866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二）、东江，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 　　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的桠髻钵和安远县的三百山，由寻乌和安远两水与广东龙川县的贝岭水汇合成江，流至东莞市石龙镇入珠江出南海。 　　东江取名于它在珠江所处的位置。古时，东江全线并不统称为东江，在各段有各段的名字。在江西段，因古时寻乌属安远县，故统称为安远水；在贝岭水下游，称浰水；在龙川老隆佗城段，称雷江（也有雷水、浰江之称）；在河源段，称二合水；在博罗段，称罗浮水；在惠州段，称惠州河；在东莞段，称东江（也有称石龙河）。这些名字在各个朝代也曾有所变化。 　　东江流域人文历史悠久，是岭南开发比较早的文明之地。春秋战国时，东江流域的文明已有一定的程度，从各地出土的墓葬来看，其墓葬建筑已有一定的规模，且青铜器已普遍使用。如博罗县横岭山出土的３００多座先秦时代的古墓群和东莞地区发现的３００多座连成一片的战国时代墓葬群，其规模之大在岭南少有。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东江流域的文化经济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东江流域属南海郡管辖。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其中博罗、龙川两县都在东江流域。在秦朝，博罗、龙川两县辖地甚宽，尤其是龙川县，辖地包含了当今粤东的全部和粤北的部分地区以及江西赣南的部分地区。到西汉初，赣南地区才设置南墅、赣县、雩都三县，粤东地区才设揭阳县，而闽西地区至唐朝中期才设置三县。这些地方原来属谁管辖？可能都在龙川管辖之内。总之，秦时龙川究竟辖地多宽，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证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北接赣州，东到福建，南连博罗，西近北江，这一带皆为龙川之地，这是不容置疑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带的建制逐步发生变化。自从汉朝赣南地区设置三县，粤东设置揭阳县之后，到了东晋咸和六年（公元３３１年），龙川之地再分出兴宁县，同时，从龙川、博罗之地分出海丰县。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以博罗、龙川两县为基础，在赣南地区逐步设置了安远、定南、龙南、寻邬等县，在广东地区逐步设置了河源、新丰、程乡（梅县）、归善（惠州）、丰顺、陆丰、长乐（五华）、和平、连平、永安（紫金）等县，同时，东莞、增城也从广州分出置县，惠州、龙川、连平一度曾成为祯州、循州、连平州的州府之地。总之，从东江流域的建制不断变化完善来看，从秦朝开始，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不断地发展，文明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作者:珠江东岸  

　　（三）、东江，孕育客家人的地方 　　一方山水一方人。东江为什么会成为客家人长期居住的地方？追宗溯源，应该与二千多年前的南越王赵佗有关，与古龙川有关。 　　对于客家的起源时间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秦汉说、晋唐说、宋元说、明清说。笔者是赞同秦汉说的。因为无论晋唐说、宋元说，还是明清说，都是以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为依据的。笔者认为，仅以此是很难说明客家起源问题的。因为，晋唐以后的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毫无疑问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若没有这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是难以最终形成的。应该看到，晋唐以后的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其落脚点都不是只在现在的客家地区，在岭南各地都有南迁的北方人。为什么这些北方人来到岭南之后，有的成为白话人，有的成为福佬人（潮语人），有的成为客家人？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宋朝有许多北方人越梅岭经南雄珠玑巷进入珠三角地区，而现在南雄珠玑巷一带的人都讲客家话，到了珠三角西岸地区的人却讲白话。里面原因何在？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客家起源归到北人几次大规模南迁上。若把北人几次大规模南迁作为客家的起源，那么，与此同时搬迁到其他地方的北方人也应该讲客家话。另外，客家话就应该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的语音，就应该是完全纯正或比较纯正的北方话，犹如明清时期客家人移居到其他地方一样，说的仍然是客家话。而事实上，这一切并非如此，南迁到其他地方的北方人都没有成为客家人，现在客家话也与北方话有着很大的区别。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说，在晋唐以后的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之前，岭南地区就有着不同的语音板块，正是以这种语音板块为基础，影响了以后定居各地的南迁北方人，促成各种民系语音的形成。 　　客语是秦始皇平定岭南后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结合的结果，它与广东白话的产生有所不同的是，广东白话是以当地土著人为主体，接纳和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的语音系统，客语则是以秦始皇平定岭南时的将士戍卒为主体，影响和改造当地土著文化而形成的语音系统。因为秦始皇平定岭南时的将士戍卒都来自北方，所以，客语与白话相比，更具有北方语音的原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客家起源于秦汉时期的道理是成立的，而且也更为确切。 　　既然客家起源于秦朝，自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更具体地说，与南越王赵佗有关，与当时古龙川有关。古龙川是南越王赵佗兴王之地。南越王赵佗在秦始皇平定岭南时就已“与越杂居十三岁”，即在公元前２２７年已来到了岭南。赵佗当时住在何处虽无史料可查，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他很可能就住在古龙川一带。首先，古龙川原为楚地，楚灭后为秦朝管辖。在岭南平定前，这里为赵佗“与越杂居”提供了条件。也只有在古龙川，赵佗才有条件“与越杂居”。其二，据史料记载，秦朝平定岭南时有一支兵马驻守在“南墅之界”，即现在江西赣南南康县一带。赵佗是个带兵之人，很可能就是驻南墅兵马的统帅。古龙川与南墅临近，还没有建县前，应属南墅之界内。这就佐证了赵佗的兵马很可能就驻守在古龙川这一带。其三，南越平定之后，秦朝在岭南首先置龙川县，并使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显然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很可能与赵佗来到岭南时长时间住在龙川，熟悉龙川情况有关。 　　赵佗虽然任龙川县令才７年，但如把他原在龙川居住的１３年算在一起，他在龙川的居住时间实际有２０年之长。赵佗建立南越国移居南海后，由于他与龙川的感情和当时龙川处于抑防闽越的重要军事位置，他一直把龙川作为自己的后方和重要的军事防区。赵佗不仅在龙川的东边，即现在的揭阳设置戍守区，在龙川的南边，即现在东源双江建设用于军事的城堡，在古龙川之地驻守着一定的兵马，同时，他还在古龙川之地建长乐行宫（在今五华华城）。以此可见，赵佗建立南越国后，虽然移居南海，但仍不忘龙川，仍常来往于龙川。赵佗在龙川居住２０年，主政南越国７０多年，通过他对龙川的精心经营，尤其是通过他的将士戍卒把中原文化带到龙川，影响和改造了当地土著文化。赵佗所带领的将士戍卒驻在龙川，他们以军营为生活圈，在与当地土著人的交往中，形成了既有别于北方语言又有别于土著人语言，能够使两者相沟通的独特语音，即客家人的最初语音。显然，这是客家语音和客家人最初产生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为以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区域，产生特殊的文化。 　　据以上分析，客家起源于秦汉时期，起源于古龙川之地，但也是以史定论的。有人说，赵佗称南越王后在南海居住７０多年，为什么他在南海地区没有影响和改造当地土著文化，使之成为客家起源之地？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南海之地在历史上是客家文化和白话文化的交汇点，在它的西部，越人的数量巨大，所以，本土越族土著在汉化的过程中，留下了语言混杂的特点，南海西部基本上是以白话为主的。它的东部，则是以客家话为主的。以南海之地为分界线，这正好说明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区域，产生出不同的民系和文化。在东江流域以至粤东、粤北的大部分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客家的地带，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当时南越王赵佗在此留下大批将士戍卒的结果。 　　龙川是东江流域的大县，县治自秦朝始，都在当今的佗城镇。过去人们都称佗城镇为龙川城（或循州城），１９４１年９月人们为纪念赵佗，才改称为佗城。佗城是赵佗的兴王之城，处于东江岸边，是古龙川的代表。古龙川是客家起源的地方，推而广之，毫无疑问，东江是产生和哺育客家成长的地方，是客家人的母亲河。 三）、东江，孕育客家人的地方 　　一方山水一方人。东江为什么会成为客家人长期居住的地方？追宗溯源，应该与二千多年前的南越王赵佗有关，与古龙川有关。 　　对于客家的起源时间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秦汉说、晋唐说、宋元说、明清说。笔者是赞同秦汉说的。因为无论晋唐说、宋元说，还是明清说，都是以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为依据的。笔者认为，仅以此是很难说明客家起源问题的。因为，晋唐以后的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毫无疑问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若没有这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是难以最终形成的。应该看到，晋唐以后的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其落脚点都不是只在现在的客家地区，在岭南各地都有南迁的北方人。为什么这些北方人来到岭南之后，有的成为白话人，有的成为福佬人（潮语人），有的成为客家人？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宋朝有许多北方人越梅岭经南雄珠玑巷进入珠三角地区，而现在南雄珠玑巷一带的人都讲客家话，到了珠三角西岸地区的人却讲白话。里面原因何在？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客家起源归到北人几次大规模南迁上。若把北人几次大规模南迁作为客家的起源，那么，与此同时搬迁到其他地方的北方人也应该讲客家话。另外，客家话就应该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的语音，就应该是完全纯正或比较纯正的北方话，犹如明清时期客家人移居到其他地方一样，说的仍然是客家话。而事实上，这一切并非如此，南迁到其他地方的北方人都没有成为客家人，现在客家话也与北方话有着很大的区别。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说，在晋唐以后的几次北人大规模南迁之前，岭南地区就有着不同的语音板块，正是以这种语音板块为基础，影响了以后定居各地的南迁北方人，促成各种民系语音的形成。 　　客语是秦始皇平定岭南后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结合的结果，它与广东白话的产生有所不同的是，广东白话是以当地土著人为主体，接纳和吸收中原文化而形成的语音系统，客语则是以秦始皇平定岭南时的将士戍卒为主体，影响和改造当地土著文化而形成的语音系统。因为秦始皇平定岭南时的将士戍卒都来自北方，所以，客语与白话相比，更具有北方语音的原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客家起源于秦汉时期的道理是成立的，而且也更为确切。 　　既然客家起源于秦朝，自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更具体地说，与南越王赵佗有关，与当时古龙川有关。古龙川是南越王赵佗兴王之地。南越王赵佗在秦始皇平定岭南时就已“与越杂居十三岁”，即在公元前２２７年已来到了岭南。赵佗当时住在何处虽无史料可查，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他很可能就住在古龙川一带。首先，古龙川原为楚地，楚灭后为秦朝管辖。在岭南平定前，这里为赵佗“与越杂居”提供了条件。也只有在古龙川，赵佗才有条件“与越杂居”。其二，据史料记载，秦朝平定岭南时有一支兵马驻守在“南墅之界”，即现在江西赣南南康县一带。赵佗是个带兵之人，很可能就是驻南墅兵马的统帅。古龙川与南墅临近，还没有建县前，应属南墅之界内。这就佐证了赵佗的兵马很可能就驻守在古龙川这一带。其三，南越平定之后，秦朝在岭南首先置龙川县，并使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显然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很可能与赵佗来到岭南时长时间住在龙川，熟悉龙川情况有关。 　　赵佗虽然任龙川县令才７年，但如把他原在龙川居住的１３年算在一起，他在龙川的居住时间实际有２０年之长。赵佗建立南越国移居南海后，由于他与龙川的感情和当时龙川处于抑防闽越的重要军事位置，他一直把龙川作为自己的后方和重要的军事防区。赵佗不仅在龙川的东边，即现在的揭阳设置戍守区，在龙川的南边，即现在东源双江建设用于军事的城堡，在古龙川之地驻守着一定的兵马，同时，他还在古龙川之地建长乐行宫（在今五华华城）。以此可见，赵佗建立南越国后，虽然移居南海，但仍不忘龙川，仍常来往于龙川。赵佗在龙川居住２０年，主政南越国７０多年，通过他对龙川的精心经营，尤其是通过他的将士戍卒把中原文化带到龙川，影响和改造了当地土著文化。赵佗所带领的将士戍卒驻在龙川，他们以军营为生活圈，在与当地土著人的交往中，形成了既有别于北方语言又有别于土著人语言，能够使两者相沟通的独特语音，即客家人的最初语音。显然，这是客家语音和客家人最初产生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为以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区域，产生特殊的文化。 　　据以上分析，客家起源于秦汉时期，起源于古龙川之地，但也是以史定论的。有人说，赵佗称南越王后在南海居住７０多年，为什么他在南海地区没有影响和改造当地土著文化，使之成为客家起源之地？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南海之地在历史上是客家文化和白话文化的交汇点，在它的西部，越人的数量巨大，所以，本土越族土著在汉化的过程中，留下了语言混杂的特点，南海西部基本上是以白话为主的。它的东部，则是以客家话为主的。以南海之地为分界线，这正好说明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区域，产生出不同的民系和文化。在东江流域以至粤东、粤北的大部分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客家的地带，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当时南越王赵佗在此留下大批将士戍卒的结果。 　　龙川是东江流域的大县，县治自秦朝始，都在当今的佗城镇。过去人们都称佗城镇为龙川城（或循州城），１９４１年９月人们为纪念赵佗，才改称为佗城。佗城是赵佗的兴王之城，处于东江岸边，是古龙川的代表。古龙川是客家起源的地方，推而广之，毫无疑问，东江是产生和哺育客家成长的地方，是客家人的母亲河。

作者:珠江东岸  

　　（四）、东江，见证了客家人的演变 　　客家自秦汉起源之后，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的主要表现，是客家人数量的变化。在二千多年的时间中，引起东江流域及粤东、粤北地区客家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很多，起码有以下一系列事件起着影响作用。 　　（1）、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吕嘉之乱。公元前１１１年，南越相吕嘉杀汉使及南越王赵兴母子，联络东越（今福建）兴兵叛汉。汉派十万兵平叛。在这一事件中，东江流域及粤东地区人口不减有增。 　　（2）、东晋卢循起义军进驻广州。公元４０３年，卢循率五斗米起义军从江浙一带进入广东，并迅速攻占了广州和始兴郡，成为盘居广东的统治者。这一事件，广东损失壮丁近十万人，尤其使北江、东江流域人口大减。 　　（3）、公元５４８年的候景之乱。此事件中，东魏司徒候景勾结广州刺史元仲景图谋反梁，高要郡太守陈霸先和高凉郡冼夫人兴兵讨伐，并北上大庾岭，由赣州入赣江进建康。 　　（4）、黄巢起义军攻占广东。公元８７９年，黄巢起义军十多万人从江浙、福建一带进入广东。起义军在岭南留驻几个月后再转到北方，北方许多官宦贵人为逃避起义军打击，反过来向南方逃跑，岭南地区人口增加。 　　（5）、南汉政权的建立。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公元９１７年，广西和粤西的军人首领刘龚在广州建立了南汉政权。许多北方人被迫逃到安定的岭南，岭南地区人口急增。 　　（6）、张遇贤起义。南汉末期，南汉政权开始腐败，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公元９４１年７月，博罗县小史张遇贤假托罗汉再生，率众起义。张遇贤起义失败后，粤东地区尤其是东江流域的人口大减，许多人逃亡江西、湖南，到宋朝统一岭南时，粤东、粤北地区的人口还不到二万户。 　　（7）、宋朝的北人大南迁。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朝代，它有着三次北人南迁的高潮。在宋朝这三次北人南迁的高潮中，东江流域和整个粤东、粤北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8）、宋末元初的粤东抗元斗争。１２７６年底，南宋朝庭退入广东，元军接着而至，广东各地军民开展了三年之久的抗元拉锯战。在这场拉据战中，东江流域和整个粤东、粤北地区的人民惨遭元军残杀，散失甚多，许多人被迫进行新的逃难。 　　（9）、陈友谅兵败驻扎粤东。公元１３５８年，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江西被朱元璋的军队击败，余部败走到粤东地区，并在龙川、河源、兴宁一带安营扎寨，最后落居于这个地区，成为这个地区的住民。 　　（10）、明朝中期的两次大天灾。明朝嘉靖年间，东江流域连续出现旱涝灾害；隆庆时期，东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沿岸民众受害严重，龙川、河源县城土屋尽皆倒塌，繁华一时的龙川东坝街场尽毁无余。这两次大天灾，使东江流域民不聊生，民众百姓纷纷避荒逃难。 　　（11）、明末时期粤东、粤北地区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失败后，余众及其家属皆避难逃跑。 　　（12）、清兵入粤。公元１６４６年清兵攻占福建后，即挥兵入潮惠，并进入广州。粤东、粤中一带抗清斗争方兴未艾，清军在这一带派重兵清剿。 　　（13）、清初的“迁界”和“湖广填川”。清政府统治广东后，实行了严厉的“禁海令”，在沿海地区进行了“迁界”行动。这次“迁界”行动，使许多沿海居民成为内陆居民。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广东的抗清力量重新复起和填补四川的人口不足，还在广东、湖南实行了人口迁移行动，其中将大批广东人迁移到四川。在这次“湖广填川”迁民中，从粤东、粤北和东江流域一带迁出的人口最多，现在四川的客家人都是从这一带迁过去的。 　　（14）、太平天国起义。１８６４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陷落后，康王汪海洋率领余部退入粤东地区，在蕉岭、梅县、丰顺、龙川、五华、和平、兴宁一带活动，时间达一年多，粤东群众多参军参战。１８６６年太平军被清兵镇压后，粤东群众四处逃难。 　　以上事件，都与客家人口的变化有关，是客家演变的基本脉络。从这个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经过了起源、壮大（或异变）、形成、散失（外迁）四个演变期，这四个演变期分为三个时间段，其中秦汉至宋朝之前是客家起源和壮大（或异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中原人不断地迁移到东江流域及粤东、粤北地区，中原文化不断地影响和改造当地土著文化，致使当地土著人逐渐被汉化，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和当地土著人都被异化为客家人。 　　第二时间段是宋元期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北方人（包括江淮地区的人）大量进入东江流域及粤东、粤北地区，完全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新来的北方人反客为主，成为这个地区人口的主体，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可见，宋元期间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正式形成的时期，“客家”的称呼也是由此时期正式开始。 　　第三时间段是明清时期，这一阶段是客家的外迁期或散失期。在这一阶段中，来自北方的客家人，因各种原因许多人又从粤东、粤北和东江流域迁移到外地，进行新的转移。许多客家人转迁到全国各地，有的还转移到国外。 　　以上三个时间段，反映了客家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的全过程。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既见证了这个过程的演变，也参与了这个过程的演变，而且一直是这种演变的主角。 （四）、东江，见证了客家人的演变 　　客家自秦汉起源之后，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的主要表现，是客家人数量的变化。在二千多年的时间中，引起东江流域及粤东、粤北地区客家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很多，起码有以下一系列事件起着影响作用。 　　
　　（1）、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吕嘉之乱。公元前１１１年，南越相吕嘉杀汉使及南越王赵兴母子，联络东越（今福建）兴兵叛汉。汉派十万兵平叛。在这一事件中，东江流域及粤东地区人口不减有增。 　　（2）、东晋卢循起义军进驻广州。公元４０３年，卢循率五斗米起义军从江浙一带进入广东，并迅速攻占了广州和始兴郡，成为盘居广东的统治者。这一事件，广东损失壮丁近十万人，尤其使北江、东江流域人口大减。 　　（3）、公元５４８年的候景之乱。此事件中，东魏司徒候景勾结广州刺史元仲景图谋反梁，高要郡太守陈霸先和高凉郡冼夫人兴兵讨伐，并北上大庾岭，由赣州入赣江进建康。 　　（4）、黄巢起义军攻占广东。公元８７９年，黄巢起义军十多万人从江浙、福建一带进入广东。起义军在岭南留驻几个月后再转到北方，北方许多官宦贵人为逃避起义军打击，反过来向南方逃跑，岭南地区人口增加。 　　（5）、南汉政权的建立。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公元９１７年，广西和粤西的军人首领刘龚在广州建立了南汉政权。许多北方人被迫逃到安定的岭南，岭南地区人口急增。 　　（6）、张遇贤起义。南汉末期，南汉政权开始腐败，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公元９４１年７月，博罗县小史张遇贤假托罗汉再生，率众起义。张遇贤起义失败后，粤东地区尤其是东江流域的人口大减，许多人逃亡江西、湖南，到宋朝统一岭南时，粤东、粤北地区的人口还不到二万户。 　　（7）、宋朝的北人大南迁。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朝代，它有着三次北人南迁的高潮。在宋朝这三次北人南迁的高潮中，东江流域和整个粤东、粤北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惊人的。 　　（8）、宋末元初的粤东抗元斗争。１２７６年底，南宋朝庭退入广东，元军接着而至，广东各地军民开展了三年之久的抗元拉锯战。在这场拉据战中，东江流域和整个粤东、粤北地区的人民惨遭元军残杀，散失甚多，许多人被迫进行新的逃难。 　　（9）、陈友谅兵败驻扎粤东。公元１３５８年，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江西被朱元璋的军队击败，余部败走到粤东地区，并在龙川、河源、兴宁一带安营扎寨，最后落居于这个地区，成为这个地区的住民。 　　（10）、明朝中期的两次大天灾。明朝嘉靖年间，东江流域连续出现旱涝灾害；隆庆时期，东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沿岸民众受害严重，龙川、河源县城土屋尽皆倒塌，繁华一时的龙川东坝街场尽毁无余。这两次大天灾，使东江流域民不聊生，民众百姓纷纷避荒逃难。 　　（11）、明末时期粤东、粤北地区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失败后，余众及其家属皆避难逃跑。 　　（12）、清兵入粤。公元１６４６年清兵攻占福建后，即挥兵入潮惠，并进入广州。粤东、粤中一带抗清斗争方兴未艾，清军在这一带派重兵清剿。 　　（13）、清初的“迁界”和“湖广填川”。清政府统治广东后，实行了严厉的“禁海令”，在沿海地区进行了“迁界”行动。这次“迁界”行动，使许多沿海居民成为内陆居民。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广东的抗清力量重新复起和填补四川的人口不足，还在广东、湖南实行了人口迁移行动，其中将大批广东人迁移到四川。在这次“湖广填川”迁民中，从粤东、粤北和东江流域一带迁出的人口最多，现在四川的客家人都是从这一带迁过去的。 　　（14）、太平天国起义。１８６４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陷落后，康王汪海洋率领余部退入粤东地区，在蕉岭、梅县、丰顺、龙川、五华、和平、兴宁一带活动，时间达一年多，粤东群众多参军参战。１８６６年太平军被清兵镇压后，粤东群众四处逃难。 　　以上事件，都与客家人口的变化有关，是客家演变的基本脉络。从这个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经过了起源、壮大（或异变）、形成、散失（外迁）四个演变期，这四个演变期分为三个时间段，其中秦汉至宋朝之前是客家起源和壮大（或异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中原人不断地迁移到东江流域及粤东、粤北地区，中原文化不断地影响和改造当地土著文化，致使当地土著人逐渐被汉化，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和当地土著人都被异化为客家人。 　　第二时间段是宋元期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北方人（包括江淮地区的人）大量进入东江流域及粤东、粤北地区，完全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新来的北方人反客为主，成为这个地区人口的主体，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可见，宋元期间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正式形成的时期，“客家”的称呼也是由此时期正式开始。 　　第三时间段是明清时期，这一阶段是客家的外迁期或散失期。在这一阶段中，来自北方的客家人，因各种原因许多人又从粤东、粤北和东江流域迁移到外地，进行新的转移。许多客家人转迁到全国各地，有的还转移到国外。 　　以上三个时间段，反映了客家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的全过程。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既见证了这个过程的演变，也参与了这个过程的演变，而且一直是这种演变的主角。
作者:珠江东岸   时间:2010-12-22 22:54
（五）、东江，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泪 　　现在东江流域的客家人，甚至包括整个粤东、粤北地区的客家人，在人源上，基本上不是原有客家人的后裔，更确切地说基本上都不是宋朝之前原住民的后裔。查东江流域的各姓氏族谱，秦汉时期所留下的后人几乎没有，晋唐时期所留下的后裔也为数不多。前段时间，龙川县佗城镇经调查，在其镇内有着１７８个姓氏，姓氏之多为全国罕见。因为佗城镇是古龙川县治，有人认为这么多姓氏与秦汉时期留驻在这里的将士戍卒有关。笔者也是佗城人，据本人所知，这些姓氏与秦汉时期的将士戍卒并没有关系，因为除个别姓氏有待考证外，多数姓氏的族谱都明确记载，他们的先祖都分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才迁居到佗城的。这就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东江流域从秦朝起就有县的建制，其住民不少，这些原住民哪里去了呢？唐朝韦昌明在《越王井记》中记述：佗城越王井“周围为二丈许，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韦昌明所记的万人虽然不一定就是有一万人，但起码有数千人饮该井水，不然，韦昌明不可能说“万人汲之不竭”。那么，这些人究竟归落何方？对此，我们若从历史长河中去探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同时也可发现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着其辛酸的血泪史。 　　首先，东江流域在秦汉时期，虽然在龙川、博罗两个县的县治所在地多有人烟，但总体上仍属荒凉之地，在所辖的广阔地区中人烟并不多，而且多为土著之人。 　　其二，晋唐之后，虽然随着北方人的不断迁入，东江流域人口逐渐增多，但由于朝代更替前后的战争，由于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江流域时兴时衰，人口变动很大。尤其是晋唐期间一些巨姓豪门收押人口、蓄养家丁，许多平民百姓成为家奴，当这些豪门衰败，所养家丁人口或被杀或被卖或逃亡散失。据史料考证，当时，公开掠夺、贩卖“生口”之风甚盛，贩卖人口是公开的市场交易。 　　其三，在宋朝，由于北方人的大规模南迁，粤东地区的人口暴涨，粤东地区出现了人口西移南迁的现象，从而导致了粤北地区和东江流域的人口也出现了西移南迁的现象。宋朝北人南迁是分三路进入岭南地区的，一路是从湖南经灵渠进入广西地区，一路是从江西经南雄进入广州地区，一路是从福建经长汀进入粤东地区。宋朝之前，北人南迁基本上是分散式、零星式的，而在宋朝，北人南迁具有群体性和规模性，许多是一个地方的人全姓全族举家向岭南迁移的。由于宋朝北人南迁多是族群而至，致使原本人口不多且族群意识不强的原住民，包括土著人和先来此居住的北方人，有的退入深山，有的转移外地。据考证，当地粤东地区的人口不断地向粤北和东江流域转移，粤北地区和东江流域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北江流域及广州地区转移。宋朝，既是客家民系走向成熟的时间，又是客家人重新开始离乡背井、转移外地的时间。 　　其四，明清时期由于天灾和战乱不断，加上族群而至的北方人，因各种利益关系，出现了姓氏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为了谋求生存，客家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离乡背井、转移外地的高潮，江西赣州地区的客家人有的转移到湖南郴州一带，粤东、粤北和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的转移到赣南地带，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粤西，有的到了珠三角地区，还有的不惜漂洋过海到海外。 　　历史沧桑，星转月移，物是人非，东江流域作为客家的起源地，这里的客家人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饱经风霜，经受了血与泪的洗礼。这里的原住民归落何处？无非有二：一是被后客家人同化，二是被迫外迁。 （五）、东江，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泪 　　现在东江流域的客家人，甚至包括整个粤东、粤北地区的客家人，在人源上，基本上不是原有客家人的后裔，更确切地说基本上都不是宋朝之前原住民的后裔。查东江流域的各姓氏族谱，秦汉时期所留下的后人几乎没有，晋唐时期所留下的后裔也为数不多。前段时间，龙川县佗城镇经调查，在其镇内有着１７８个姓氏，姓氏之多为全国罕见。因为佗城镇是古龙川县治，有人认为这么多姓氏与秦汉时期留驻在这里的将士戍卒有关。笔者也是佗城人，据本人所知，这些姓氏与秦汉时期的将士戍卒并没有关系，因为除个别姓氏有待考证外，多数姓氏的族谱都明确记载，他们的先祖都分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才迁居到佗城的。这就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东江流域从秦朝起就有县的建制，其住民不少，这些原住民哪里去了呢？唐朝韦昌明在《越王井记》中记述：佗城越王井“周围为二丈许，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韦昌明所记的万人虽然不一定就是有一万人，但起码有数千人饮该井水，不然，韦昌明不可能说“万人汲之不竭”。那么，这些人究竟归落何方？对此，我们若从历史长河中去探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同时也可发现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着其辛酸的血泪史。 　　首先，东江流域在秦汉时期，虽然在龙川、博罗两个县的县治所在地多有人烟，但总体上仍属荒凉之地，在所辖的广阔地区中人烟并不多，而且多为土著之人。 　　其二，晋唐之后，虽然随着北方人的不断迁入，东江流域人口逐渐增多，但由于朝代更替前后的战争，由于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江流域时兴时衰，人口变动很大。尤其是晋唐期间一些巨姓豪门收押人口、蓄养家丁，许多平民百姓成为家奴，当这些豪门衰败，所养家丁人口或被杀或被卖或逃亡散失。据史料考证，当时，公开掠夺、贩卖“生口”之风甚盛，贩卖人口是公开的市场交易。 　　其三，在宋朝，由于北方人的大规模南迁，粤东地区的人口暴涨，粤东地区出现了人口西移南迁的现象，从而导致了粤北地区和东江流域的人口也出现了西移南迁的现象。宋朝北人南迁是分三路进入岭南地区的，一路是从湖南经灵渠进入广西地区，一路是从江西经南雄进入广州地区，一路是从福建经长汀进入粤东地区。宋朝之前，北人南迁基本上是分散式、零星式的，而在宋朝，北人南迁具有群体性和规模性，许多是一个地方的人全姓全族举家向岭南迁移的。由于宋朝北人南迁多是族群而至，致使原本人口不多且族群意识不强的原住民，包括土著人和先来此居住的北方人，有的退入深山，有的转移外地。据考证，当地粤东地区的人口不断地向粤北和东江流域转移，粤北地区和东江流域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北江流域及广州地区转移。宋朝，既是客家民系走向成熟的时间，又是客家人重新开始离乡背井、转移外地的时间。 　　其四，明清时期由于天灾和战乱不断，加上族群而至的北方人，因各种利益关系，出现了姓氏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为了谋求生存，客家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离乡背井、转移外地的高潮，江西赣州地区的客家人有的转移到湖南郴州一带，粤东、粤北和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的转移到赣南地带，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粤西，有的到了珠三角地区，还有的不惜漂洋过海到海外。 　　历史沧桑，星转月移，物是人非，东江流域作为客家的起源地，这里的客家人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饱经风霜，经受了血与泪的洗礼。这里的原住民归落何处？无非有二：一是被后客家人同化，二是被迫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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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江，具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来源相同、语言相同、生活习惯相同，但是，各地的客家人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作为东江流域的客家人，在文化上更有独特之处。 　　首先，东江流域是古客家和后客家的结合部，东江流域的客家文化有着古客家和后客家相结合的特征。客家人在宋朝之前，因为其文化还没成熟，这段时间的客家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客家人，故我们可以说是古客家人。宋朝以后，由于北方人大量增加，中原文化完全影响和改造了当地土著文化，土著文化开始湮灭，客家文化完全形成，产生了现在人们概念上的客家人。以宋朝为分水岭，相对宋朝之前的古客家人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朝以后的客家人是后客家人。后客家人是以闽西、粤东一带逐渐形成的，以后进行了南迁西移，逐渐影响和扩展到东江流域和粤北地区。但是，与粤东相比，东江流域仍然残留着许多古客家人的文化痕迹，如族群而居的规模比较小，一个村子往往有几姓甚至几十姓人家在一起居住；又如语音比较杂、如民俗各有不同。这些现象表明，东江流域是典型的古客家和后客家相结合的地方，这一带的客家文化既有着与粤东地区一样的后客家文化特征，又有着更古老、更纯朴的古客家文化特征。 　　其次，东江流域是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的汇合点，具有客家文化与白话文化相融合的特征。 　　另外，东江流域的客家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宽广、适应力强的文化特征。东江流域自秦朝开始，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的北方人，让他们在这里立足，使这里成为人源多元化的地方。东江流域的客家人经受了历史的磨难，他们的祖辈是反复辗转迁移的。苦难的经历造就了这里的客家人特别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能力。敢于应对各种苦难，善于应对各种环境，是东江流域客家人的一大文化特征。 　　东江流域客家人的以上三个文化特色，是相互联系的，是这里古老、纯朴、敦厚、宽容、在困难中善于生存的民风。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着其他地方客家人的共同优点，但这三个方面的文化特色，在其他地方则是没有的，唯在这里才特别突现。 （六）、东江，具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来源相同、语言相同、生活习惯相同，但是，各地的客家人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作为东江流域的客家人，在文化上更有独特之处。 　　首先，东江流域是古客家和后客家的结合部，东江流域的客家文化有着古客家和后客家相结合的特征。客家人在宋朝之前，因为其文化还没成熟，这段时间的客家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客家人，故我们可以说是古客家人。宋朝以后，由于北方人大量增加，中原文化完全影响和改造了当地土著文化，土著文化开始湮灭，客家文化完全形成，产生了现在人们概念上的客家人。以宋朝为分水岭，相对宋朝之前的古客家人来说，我们可以说宋朝以后的客家人是后客家人。后客家人是以闽西、粤东一带逐渐形成的，以后进行了南迁西移，逐渐影响和扩展到东江流域和粤北地区。但是，与粤东相比，东江流域仍然残留着许多古客家人的文化痕迹，如族群而居的规模比较小，一个村子往往有几姓甚至几十姓人家在一起居住；又如语音比较杂、如民俗各有不同。这些现象表明，东江流域是典型的古客家和后客家相结合的地方，这一带的客家文化既有着与粤东地区一样的后客家文化特征，又有着更古老、更纯朴的古客家文化特征。 　　其次，东江流域是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的汇合点，具有客家文化与白话文化相融合的特征。 　　另外，东江流域的客家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宽广、适应力强的文化特征。东江流域自秦朝开始，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的北方人，让他们在这里立足，使这里成为人源多元化的地方。东江流域的客家人经受了历史的磨难，他们的祖辈是反复辗转迁移的。苦难的经历造就了这里的客家人特别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能力。敢于应对各种苦难，善于应对各种环境，是东江流域客家人的一大文化特征。 　　东江流域客家人的以上三个文化特色，是相互联系的，是这里古老、纯朴、敦厚、宽容、在困难中善于生存的民风。东江流域的客家人，有着其他地方客家人的共同优点，但这三个方面的文化特色，在其他地方则是没有的，唯在这里才特别突现。

作者:珠江东岸  

　　（七）、河源、梅州、惠州、深圳、粤西、广州、韶关、东莞、潮州、海陆丰客家渊源 　　河源、惠州、深圳、河源、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从方言而言，自古以来惠州、梅州、深圳、韶关、河源、海陆丰就是广东的客方言区。（光绪）《嘉应州志》卷8载：“嘉应州及兴宁、长乐、平远、镇平（蕉岭）四县并潮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紫金、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皆可相同。广州人谓以上各县人为客家人，谓其话为客家话。”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章太炎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从以上记述可见自古以来粤东的梅州、惠州、河源地区的方言就被界定为客家话。从梅州、惠州、河源、深圳、海丰的政区隶属的变动来看，公元331年，即东晋咸和六年，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其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带，郡治在宝安县。当时宝安县辖地大概为今天的东莞市、深圳市和香港。取名“宝安”，是由于今属东莞市的宝山，古时产银，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所以“言宝，得宝者安，凡以康民也”。另一种说法是，“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萃焉，故旧郡名以‘宝安’”。今天梅州地区的兴宁、五华在历史上曾经是惠州府的属县。隋、唐、明、清很长一段时期兴宁、五华都为惠州属地。惠州最早是隋开皇十年(590)，在梌山(今中山公园)设立循州总管府，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兴宁、海丰6县。 隋大业三年(607)改龙川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兴宁5县。唐武德五年(622)改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二州、循州辖归善、博罗、罗阳、海丰、陆安、河源、石城、兴宁8县。 唐嗣圣元年(684)改为雷乡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5县。唐天宝元年(742)改为海丰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兴宁6县。唐乾元元年(758)改为循州，辖归善、罗阳、海丰、河源、雷乡、齐昌6县。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改为祯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 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避太子赵祯讳，改为惠州，自此有了“惠州”之称。 元至元十六年(1279)称惠州路，仍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洪武二年(1369)增辖龙川、长乐、兴宁、正德十三年(1518)增辖和平县，隆庆三年（1569）增辖永安县、长宁县、崇祯六年（1633）增辖连平州。 清雍正九年（1731），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乐、兴宁、和平、长宁、永安11县及连平州。到雍正十一年（1733），长乐、兴宁才划归梅州管辖，一直至今。兴宁建县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由古龙川分治而立，县辖区有今五华、兴宁全境以及龙川县东部和紫金县东北部。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至宋天禧三年（1019年），数次析古兴宁置齐昌县（府），辖境多次变迁。自宋熙宁四年（1071年）分设长乐县（今五华县）后，县境相对稳定。而惠州的紫金、龙川、河源、和平就是今天的河源属地。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龙川县分出了河源、新丰两县，都隶属广州南海郡。从此有了河源县的建制。 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河源县隶属梁化郡。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改梁化郡为循州，治所在归善（今惠州市东），管辖归善（今惠阳）、博罗、河源、兴宁、海丰等县，当时龙川县并入河源县。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循州改为龙川郡，治所在今惠阳东北，休吉县（即新丰县）并入河源县。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龙川郡又复名循州，河源县曾分出一个石城县，至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石城县又并入河源县。五代南汉元享元年（公元917年）增设祯州，治所在原循州治所，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等县；循州的治所迁至雷乡，辖雷乡县（唐朝时从兴宁分出，后改为龙川县）和齐昌府（后改兴宁县）。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改祯州为惠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循州并入惠州府，惠州府管辖七个县（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乐、兴宁）。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划出河源县和龙川县部分地区设置和平县。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567年）划出河源、英德、翁源三个县的部分地区设置长宁县（1911年改名新丰县）。明思宗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划出河源、和平、新丰、翁源等县的部分地区设置连平州（1912年改连平县），河源县属惠州府连平州。从惠州、河源、嘉应州的行政区划的变动，不难发现历史以来河源与梅州在行政隶属关系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这种源流关系从某种程度而言，为梅州、惠州、河源、深圳、海陆丰客家文化的整体性奠定了一个地域基础。 （七）、河源、梅州、惠州、深圳、粤西、广州、韶关、东莞、潮州、海陆丰客家渊源 　　河源、惠州、深圳、河源、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从方言而言，自古以来惠州、梅州、深圳、韶关、河源、海陆丰就是广东的客方言区。（光绪）《嘉应州志》卷8载：“嘉应州及兴宁、长乐、平远、镇平（蕉岭）四县并潮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紫金、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皆可相同。广州人谓以上各县人为客家人，谓其话为客家话。”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章太炎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从以上记述可见自古以来粤东的梅州、惠州、河源地区的方言就被界定为客家话。从梅州、惠州、河源、深圳、海丰的政区隶属的变动来看，公元331年，即东晋咸和六年，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其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带，郡治在宝安县。当时宝安县辖地大概为今天的东莞市、深圳市和香港。取名“宝安”，是由于今属东莞市的宝山，古时产银，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所以“言宝，得宝者安，凡以康民也”。另一种说法是，“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萃焉，故旧郡名以‘宝安’”。今天梅州地区的兴宁、五华在历史上曾经是惠州府的属县。隋、唐、明、清很长一段时期兴宁、五华都为惠州属地。惠州最早是隋开皇十年(590)，在梌山(今中山公园)设立循州总管府，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兴宁、海丰6县。 隋大业三年(607)改龙川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兴宁5县。唐武德五年(622)改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二州、循州辖归善、博罗、罗阳、海丰、陆安、河源、石城、兴宁8县。 唐嗣圣元年(684)改为雷乡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5县。唐天宝元年(742)改为海丰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兴宁6县。唐乾元元年(758)改为循州，辖归善、罗阳、海丰、河源、雷乡、齐昌6县。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改为祯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 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避太子赵祯讳，改为惠州，自此有了“惠州”之称。 元至元十六年(1279)称惠州路，仍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洪武二年(1369)增辖龙川、长乐、兴宁、正德十三年(1518)增辖和平县，隆庆三年（1569）增辖永安县、长宁县、崇祯六年（1633）增辖连平州。 清雍正九年（1731），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乐、兴宁、和平、长宁、永安11县及连平州。到雍正十一年（1733），长乐、兴宁才划归梅州管辖，一直至今。兴宁建县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由古龙川分治而立，县辖区有今五华、兴宁全境以及龙川县东部和紫金县东北部。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至宋天禧三年（1019年），数次析古兴宁置齐昌县（府），辖境多次变迁。自宋熙宁四年（1071年）分设长乐县（今五华县）后，县境相对稳定。而惠州的紫金、龙川、河源、和平就是今天的河源属地。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龙川县分出了河源、新丰两县，都隶属广州南海郡。从此有了河源县的建制。 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河源县隶属梁化郡。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改梁化郡为循州，治所在归善（今惠州市东），管辖归善（今惠阳）、博罗、河源、兴宁、海丰等县，当时龙川县并入河源县。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循州改为龙川郡，治所在今惠阳东北，休吉县（即新丰县）并入河源县。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龙川郡又复名循州，河源县曾分出一个石城县，至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石城县又并入河源县。五代南汉元享元年（公元917年）增设祯州，治所在原循州治所，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等县；循州的治所迁至雷乡，辖雷乡县（唐朝时从兴宁分出，后改为龙川县）和齐昌府（后改兴宁县）。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改祯州为惠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循州并入惠州府，惠州府管辖七个县（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乐、兴宁）。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划出河源县和龙川县部分地区设置和平县。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567年）划出河源、英德、翁源三个县的部分地区设置长宁县（1911年改名新丰县）。明思宗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划出河源、和平、新丰、翁源等县的部分地区设置连平州（1912年改连平县），河源县属惠州府连平州。从惠州、河源、嘉应州的行政区划的变动，不难发现历史以来河源与梅州在行政隶属关系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这种源流关系从某种程度而言，为梅州、惠州、河源、深圳、海陆丰客家文化的整体性奠定了一个地域基础。

作者:珠江东岸  

（八）、客语是唐朝的官话 　　客语（客家话）是世界上一种十分古老的语言。它直接承传了周朝的雅言。它对中国汉族文化语言是一种很好的承传，被称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台湾省新竹市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创会会邱从容2009年3月5日举行《唐朝官话的研究》新书发表会，书中研究指出客家话是汉语的源头，其他汉语方言都是客家话分出去的简化音。新书发表会今天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的国际会议厅举行。“民政处”赖志祥致词表示，身为客家人的市林政则相当推崇邱从容对于推动客家事务尽心尽力，花了整整四年时间，以《汉和辞典》为主要工具从事研究，让大家有机会对客家话以及其他汉语方言更加了解。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张维安表示，这本书的发表将在学术界带来冲击，引发对于客语研究的兴趣，也祝福新书在市场上受欢迎，让在地文化发光。《唐朝官话的研究》一书内容指出，从唐朝到现在经过千年岁月，客语无须转韵换声，依然能和当时传到海外而被保存流传至今日的日、韩语、越南的汉字语音吻合。 　　邱从容先生以《汉和辞典》为主要工具，利用日文中保留的汉字语音开始研究，并运用韩语、越南语等的汉字语音作为辅助，和各汉语方言，包含客家语、闽南语、粤语、吴语、福州语、赣语等，从实际的语音上做各种声韵特征的比对、归纳与整理语音溯源的分析。 　　邱从容先生以《汉和辞典》为主要工具，利用日文中保留的汉字语音开始研究，并运用韩语、越南语等的汉字语音作为辅助，和各汉语方言，包含客家语、闽南语、粤语、吴语、福州语、赣语等，从实际的语音上做各种声韵特征的比对、归纳与整理语音溯源的分析。 　　从《唐朝官话的研究》一书中比对的结果可以看出，历史上韩国的汉字语音有三大入声特征“p、l、k”韵，传入越南的是「p、t、 c、ch」韵（c、ch实际音是k韵音），传入日本的汉字语音的入声特征为“fu、tsu、ku、及ki”（也就是p、t、k），都跟客语明确的入声韵「p、t、k」字音互相对应，声韵字音也最为相似。 　　例如“日”字，日语汉音是nitsu，客语则是ngit，入声互相对应，而日语的ni则是客语ngi的简化音。又如“踏”字，日语汉音是tou(tafu)，客家话则是tap，也互相对应，而且字音几乎一模一样，证明客语的确是影响日本汉字语音的语言，也是更源头的汉语音。 　　历史上日、韩两国主要在唐朝时代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到安学习汉语，而越南也早在汉朝开始就持续受到汉语的影响，邱先生认为既然能证明客语是跟日、韩及越南语音最为相似的汉语，那么客语在唐朝不就是唐朝的官话？除非能找出整体性比客语更为接近日本汉语的具体语言，才能否定这样的论点，相信在学术界能带来另一方向的思维。 （八）、客语是唐朝的官话 　　客语（客家话）是世界上一种十分古老的语言。它直接承传了周朝的雅言。它对中国汉族文化语言是一种很好的承传，被称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台湾省新竹市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创会会邱从容2009年3月5日举行《唐朝官话的研究》新书发表会，书中研究指出客家话是汉语的源头，其他汉语方言都是客家话分出去的简化音。新书发表会今天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的国际会议厅举行。“民政处”赖志祥致词表示，身为客家人的市林政则相当推崇邱从容对于推动客家事务尽心尽力，花了整整四年时间，以《汉和辞典》为主要工具从事研究，让大家有机会对客家话以及其他汉语方言更加了解。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张维安表示，这本书的发表将在学术界带来冲击，引发对于客语研究的兴趣，也祝福新书在市场上受欢迎，让在地文化发光。《唐朝官话的研究》一书内容指出，从唐朝到现在经过千年岁月，客语无须转韵换声，依然能和当时传到海外而被保存流传至今日的日、韩语、越南的汉字语音吻合。 　　邱从容先生以《汉和辞典》为主要工具，利用日文中保留的汉字语音开始研究，并运用韩语、越南语等的汉字语音作为辅助，和各汉语方言，包含客家语、闽南语、粤语、吴语、福州语、赣语等，从实际的语音上做各种声韵特征的比对、归纳与整理语音溯源的分析。 　　邱从容先生以《汉和辞典》为主要工具，利用日文中保留的汉字语音开始研究，并运用韩语、越南语等的汉字语音作为辅助，和各汉语方言，包含客家语、闽南语、粤语、吴语、福州语、赣语等，从实际的语音上做各种声韵特征的比对、归纳与整理语音溯源的分析。 　　从《唐朝官话的研究》一书中比对的结果可以看出，历史上韩国的汉字语音有三大入声特征“p、l、k”韵，传入越南的是「p、t、 c、ch」韵（c、ch实际音是k韵音），传入日本的汉字语音的入声特征为“fu、tsu、ku、及ki”（也就是p、t、k），都跟客语明确的入声韵「p、t、k」字音互相对应，声韵字音也最为相似。 　　例如“日”字，日语汉音是nitsu，客语则是ngit，入声互相对应，而日语的ni则是客语ngi的简化音。又如“踏”字，日语汉音是tou(tafu)，客家话则是tap，也互相对应，而且字音几乎一模一样，证明客语的确是影响日本汉字语音的语言，也是更源头的汉语音。 　　历史上日、韩两国主要在唐朝时代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到安学习汉语，而越南也早在汉朝开始就持续受到汉语的影响，邱先生认为既然能证明客语是跟日、韩及越南语音最为相似的汉语，那么客语在唐朝不就是唐朝的官话？除非能找出整体性比客语更为接近日本汉语的具体语言，才能否定这样的论点，相信在学术界能带来另一方向的思维。

 
作者:珠江东岸  

　　(九)惠州\河源客家话最接近明朝官话。 　　明代初期的嘉靖年间间，处于现代所划分闽、粤、客方言交界惠州府(含兴宁、长乐两县)的“语音”情形如下：明朝嘉靖戴琛修《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第6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靖十四年刊载：“若夫博罗、河源近于(惠州)府，则语音相同，海丰近于潮州，则类潮音，龙川、兴宁、长乐联络于赣，则类赣音，此又言语之殊云。” 　　明朝刘梧：嘉靖‘惠州府志)卷四‘风俗)（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嘉靖二十一年刻本）也有类似的记载：郡城中多正音，归善、河源相类，略近正，谓“父”谓“爹”为“爷”，谓“母”为“娘”，为“姐”；博罗近增城，谓“母”为“奶”；海丰近潮，谓“粥”为“糜”；龙川、长乐、兴宁、和平略肖虔州，谓“母”为“哀”，称吏日“亚公”。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客家话。 　　康熙《程乡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康熙三十年刻本，1992年。）卷一“舆地志•风俗”引李士淳所纂旧《程乡县志》说：“以(潮州府)一郡言之，则郡人土音近于漳、泉(州)，程(乡县)人土音近于汀、赣(州由此可知，直至l7世纪早期，程乡县(梅州)的方音仍被认为是接近于汀、赣地区。根据明代《惠州府志》中的记载：“郡城中多正音，归善、河源相类，略近正。”当时归善（今惠阳）、河源的客家话，最接近当时的正音（即明朝官话，也即是当时的普通话）。由此可知，明朝时期的惠州、河源客家话，接近官话。 　　因此，全球客家人理应将惠州、河源客家话作为现代客家话的标准音之一。 (九)惠州\河源客家话最接近明朝官话。 　　明代初期的嘉靖年间间，处于现代所划分闽、粤、客方言交界惠州府(含兴宁、长乐两县)的“语音”情形如下：明朝嘉靖戴琛修《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第6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靖十四年刊载：“若夫博罗、河源近于(惠州)府，则语音相同，海丰近于潮州，则类潮音，龙川、兴宁、长乐联络于赣，则类赣音，此又言语之殊云。” 　　明朝刘梧：嘉靖‘惠州府志)卷四‘风俗)（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嘉靖二十一年刻本）也有类似的记载：郡城中多正音，归善、河源相类，略近正，谓“父”谓“爹”为“爷”，谓“母”为“娘”，为“姐”；博罗近增城，谓“母”为“奶”；海丰近潮，谓“粥”为“糜”；龙川、长乐、兴宁、和平略肖虔州，谓“母”为“哀”，称吏日“亚公”。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客家话。 　　康熙《程乡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康熙三十年刻本，1992年。）卷一“舆地志•风俗”引李士淳所纂旧《程乡县志》说：“以(潮州府)一郡言之，则郡人土音近于漳、泉(州)，程(乡县)人土音近于汀、赣(州由此可知，直至l7世纪早期，程乡县(梅州)的方音仍被认为是接近于汀、赣地区。根据明代《惠州府志》中的记载：“郡城中多正音，归善、河源相类，略近正。”当时归善（今惠阳）、河源的客家话，最接近当时的正音（即明朝官话，也即是当时的普通话）。由此可知，明朝时期的惠州、河源客家话，接近官话。 　　因此，全球客家人理应将惠州、河源客家话作为现代客家话的标准音之一。

作者:珠江东岸  

　　（十）、广东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是有世界影响的重要民系之一。目前，世界上有近一个亿的客家人，分布在全国18个省区的280多个县市以及世界上80个国家和地区。就广东地区而言，龙川、河源、惠州的部分地区是广东客家文化秦汉时期的文化中心。韶关是广东客家文化的唐朝的文化中心。惠州是广东客家文化的宋朝、明朝的文化中心。梅州、潮州是广东客家文化的的清时期的文化中心。而近现代，则是梅州客家人独领风骚！到了当代，则是深圳（客家人450万）、惠州（客家人500万）、广州（客家人400万）、香港（客家人150万）、河源（客家人380万）以及遍布在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300多万客家人一共2100万客家人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与广东其他两个民系一道，把珠江三角州建设成了世界知名的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梅州（客家人500万，世界客都）和韶关（客家人350万）以及潮汕、粤西等地（客家人400万）的客家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客家话中有大量古代汉语的遗留，是一种美荣誉度很高的语言。客家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已达数千年，显示了客家文化的强大，显示了汉文化的强大。承传了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客家人，因此，在当时的国语选举中，客家话所得的票数，开始时比普通话还多。但由于孙中山做工作，才把普通话定为国语。可见客家话的影响力。 （十）、广东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是有世界影响的重要民系之一。目前，世界上有近一个亿的客家人，分布在全国18个省区的280多个县市以及世界上80个国家和地区。就广东地区而言，龙川、河源、惠州的部分地区是广东客家文化秦汉时期的文化中心。韶关是广东客家文化的唐朝的文化中心。惠州是广东客家文化的宋朝、明朝的文化中心。梅州、潮州是广东客家文化的的清时期的文化中心。而近现代，则是梅州客家人独领风骚！到了当代，则是深圳（客家人450万）、惠州（客家人500万）、广州（客家人400万）、香港（客家人150万）、河源（客家人380万）以及遍布在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300多万客家人一共2100万客家人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与广东其他两个民系一道，把珠江三角州建设成了世界知名的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梅州（客家人500万，世界客都）和韶关（客家人350万）以及潮汕、粤西等地（客家人400万）的客家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客家话中有大量古代汉语的遗留，是一种美荣誉度很高的语言。客家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已达数千年，显示了客家文化的强大，显示了汉文化的强大。承传了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客家人，因此，在当时的国语选举中，客家话所得的票数，开始时比普通话还多。但由于孙中山做工作，才把普通话定为国语。可见客家话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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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惠城区话属于水源音客家话 　　生活在东江流域的客家人，使用的客家语言，有两种。一种是与梅县客家话有细微区别的语言，称之为“水源音”。也是客家先民来到岭南后逐东江水而居所使用的一种语言。秦始皇发动五十万兵马南征时，赵佗带领一支人马在江西南部驻扎，在赣江上游的桃江或贡水濂江、湘水，通过定南水、寻乌水下东江，任为龙川县令。东江流域的客家人自秦汉以来一直至今所使用的“水源音”，同时又叫做“蛇话”。赵佗，又称赵他，无论是“佗”还是“他”，实际上都是指“蛇”。《说文》释：“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古岭南为南蛮之地，到处瘴疠，虫蛇满地，人们“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1996年在东江边发现恐龙蛋化石后，1999年又发现恐龙化石，说明远古的东江流域是恐龙的故乡。化石历史科学地说明远古的东江流域为龙蛇之地并不为过。人们说赵佗时的话语，自然就是说“蛇话”了。另外一种是梅县音。惠州、河源、东莞客家先民南迁路线，一条是从陕西关中地区直接进入，一支从中原再经过韶关而来，一支大致沿淮河、过安徽、抵福建、江西，进入河源。 　　水源音客家话是一种十分有铁质的客家话，它与梅州大埔话、惠州话、潮州饶平客家话、福建诏安客家话等十分接近，与梅县等地的客家话略有区别。它能让人感受到古中原金戈铁马的声音，它能让人感受到汉民族几千来不屈的灵魂。如果水源音客家话话能与梅县话实行整合，将会变成一种更加完美的客家话，在当代社会中，也更容易交流和传播。目前，广东客家人之间，已经日益意识到保护祖先语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在一切的时候，一般讲的是客家话，因为世界各地的客家话，基本可以相通。特别是在深圳，一种经过反复融合的客家话正在产生，这应该是一种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客语。 　　惠州话（惠州客家话）属于水源音客家话。 　　主要参考文献： 　　
　　1、 《新丰方言志》，周日健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詹伯慧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3、《崇正同人系谱》，赖际熙编著 ， 1925年香港崇正总会编印， 1995年9月 香港崇正总会出版部出版 三、结论：惠城区话属于水源音客家话 　　生活在东江流域的客家人，使用的客家语言，有两种。一种是与梅县客家话有细微区别的语言，称之为“水源音”。也是客家先民来到岭南后逐东江水而居所使用的一种语言。秦始皇发动五十万兵马南征时，赵佗带领一支人马在江西南部驻扎，在赣江上游的桃江或贡水濂江、湘水，通过定南水、寻乌水下东江，任为龙川县令。东江流域的客家人自秦汉以来一直至今所使用的“水源音”，同时又叫做“蛇话”。赵佗，又称赵他，无论是“佗”还是“他”，实际上都是指“蛇”。《说文》释：“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古岭南为南蛮之地，到处瘴疠，虫蛇满地，人们“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1996年在东江边发现恐龙蛋化石后，1999年又发现恐龙化石，说明远古的东江流域是恐龙的故乡。化石历史科学地说明远古的东江流域为龙蛇之地并不为过。人们说赵佗时的话语，自然就是说“蛇话”了。另外一种是梅县音。惠州、河源、东莞客家先民南迁路线，一条是从陕西关中地区直接进入，一支从中原再经过韶关而来，一支大致沿淮河、过安徽、抵福建、江西，进入河源。 　　水源音客家话是一种十分有铁质的客家话，它与梅州大埔话、惠州话、潮州饶平客家话、福建诏安客家话等十分接近，与梅县等地的客家话略有区别。它能让人感受到古中原金戈铁马的声音，它能让人感受到汉民族几千来不屈的灵魂。如果水源音客家话话能与梅县话实行整合，将会变成一种更加完美的客家话，在当代社会中，也更容易交流和传播。目前，广东客家人之间，已经日益意识到保护祖先语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在一切的时候，一般讲的是客家话，因为世界各地的客家话，基本可以相通。特别是在深圳，一种经过反复融合的客家话正在产生，这应该是一种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客语。 　　惠州话（惠州客家话）属于水源音客家话。 　　主要参考文献： 　
　　　1、 《新丰方言志》，周日健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詹伯慧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3、《崇正同人系谱》，赖际熙编著 ， 1925年香港崇正总会编印， 1995年9月 香港崇正总会出版部出版

作者:珠江东岸  

有人说深圳的客家人只有200万,数据哪里来的,哪个统计公司来的?
根据我所知,大埔一县,在深圳的客家人就达60万之多, 有人说深圳的客家人只有200万,数据哪里来的,哪个统计公司来的？
根据我所知,大埔一县,在深圳的客家人就达60万之多,

作者:珠江东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