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丽萍

 

　　廖仲恺（1877年—1925年）从一个普通的华侨少年成长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其思想渊源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廖仲恺与客家文化的传承关系试作初步探讨，以期从另一视角获得对廖仲恺思想的新认识。

　　广东归善（今惠阳）是著名的客家人居住地，有着浓郁而鲜明的客家文化氛围。祖居此地的廖仲恺在继承客家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深化其内涵，将其发扬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由于饱尝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客家人特别眷恋故土，具有浓厚的家乡观念和爱国情怀。廖仲恺就是近代客家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美国旧金山度过的，当时美国排华浪潮非常凶猛，驱逐、袭击、屠杀、迫害华工华侨，捣毁、焚烧华人财产的惨案随处可见。这种现象给廖仲恺留下长久的记忆，促成其民族意识的最初形成。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增强，廖仲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民族意识逐渐提升为优国忧民的爱国主义。

　　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和阻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廖仲恺顶住压力，在《宣言》审查委员会提出，明确反帝反封建纲领“不但代表本党诸君的意思，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1）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终使该纲领获得与会代表通过。另外，针对国民党右派删掉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的做法，廖仲恺提出临时动议，他说“一、租界制度于20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人民族之耻辱，应由中国人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在孙中山支持下，这项提案也获得了通过。（2）此后，为贯彻反帝反封建纲领和有关反帝议案，廖仲恺积极投身于斗争的行列，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多次的较量，成为当时国民党中反帝运动的“唯一急先锋”（3）和反帝精神“表现得最充分最彻底的唯一人物”；（4）1925年在震憾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中，廖仲恺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参与领导这一斗争。他强调罢工的“目的就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5）6月23日在广州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者杀害罢工工人的“沙基惨案”，廖仲恺与蒋介石等发表通电，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示“生为帝国主义死敌，死为抗帝国主义而死”，（6）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一次之宣言》。

　　在短暂的一生中，廖仲恺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方向，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说明了廖仲恺不仅继承了客家人强烈的爱乡爱国精神，而且把这种精神升华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在实践中将其发扬光大。

　　其二、学以致用的治学风格

　　客家人秉承中原文化诗礼传家、书香们第的传统以读书学习为荣。廖仲恺生活的时代，大多数客家人把崇文好学看作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手段，攻读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早年的廖仲恺也曾走过这条路。1895年廖仲恺回到家乡后，从师攻读国学。传记作家梁绍文写道：“仲恺意气扬扬，欲在科场上占一席”，每天“鸡鸣而起，孽孽研究经史策论之学”。（7）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廖仲恺对崇文好学有新的认识。其一，提升了读书目的。廖促恺认为崇文好学不应拘泥于个人的前途，而应该以救国救民为目的。而且传统的“四书”“五经”不是改造社会的良方，固守中国论，于1896年离开家乡奔赴香港，去追求所向往的“西学”。他“一到香港，前后如出两人，精勤苦学，各书无所不窥”，（8）尤其是广泛阅读富国强兵的新学书籍报刊。其二，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1903年廖仲恺夫妇在东京结识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后，便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廖仲恺熟知国学，通晓英语和日文，又专攻政治经济学。这种知识背景有利于拓宽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解和直接了解外国文化。本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廖仲恺倾尽所学，对孙中山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进行阐释、宣传和发展，试图从各个方面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其三，为革命研究经济和管理财政。1904年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他刻苦攻读经济理论，学业优异。1909年中央大学毕业，随即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这些专业知识为他后来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管理财政经济工作奠定的基础。

　　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勤奋的学习态度，使廖仲恺视野开阔，思想从传统的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幻，从忧虑国事而追求真理，最终做出毕生追随孙中山从事中国民主革命的理性选择。学以致用的治学风格使廖仲恺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具有担任党务、政务、军务和财务多等方面能力的人才。

　　客家人在迁徒的过程中，一般都落户在僻壤荒野，生存环境恶劣。故客家人富有吃苦耐劳、克勤克俭、适应环境、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可以说，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是客家文化的灵魂。

　　廖仲恺继承了这种精神，充分显现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在求学阶段是“鸡鸣而起”，“精勤苦学”：广东独立时，廖仲恺全力协助军政府都督开展工作：恢复广东护法根据地时，为筹措政府经费，廖仲恺呕心沥血，化解危机；尤其是国共合作时期，廖仲恺在党政军中所负的责任很重，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曾有一个时期，他同时担任13个重要职务。但其工作作风始终如一，所有的工作都是全力以赴。如黄埔军校创办初期，困难重重，人力、物力和财力极度匮乏。廖仲恺受任于危难之时，兼任军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整天忙碌于订定校章、修葺校舍、聘请教职员、招考学生、审查员生资格、决定服装、制订新生的教练计划、筹措经费和武器等等，被誉为“黄埔之慈母”。（9）廖仲恺的吃苦耐劳得到大家普遍的肯定。胡汉民指出“粤中财政为桂匪捣乱，至于破产，而军饷火急，债务  积，仲恺支持太苦”；（10）蒋介石也认为黄埔军校他办“一年以来，学子成师，皆赖先生（指廖仲恺）之殷勤训诲，辛苦经营”：（11）戴季陶说廖仲恺“平生没有一个私人，并一书记不用，事必躬亲，言必实践”；（12）周恩来评价“廖先生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13）一个个“苦”字道出了廖仲恺吃苦耐劳的可贵品质。

　　廖仲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勇挑重担，不断开拓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参加民主革命后，他所担任的工作非常多。潜心从事理论研究，阐述和解释孙中山的思想，为创建三民主义理论提供学术支持；运用丰富的理财专业知识整顿财政，开源节流，为筹措军费、安定人民生计和奠定政权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地筹划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筹办黄埔军校；作为国民党中央工作部长、广州工代会执行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农民部长，他在唤起、指导与支持工农群众投身国民革命斗争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可以说，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客家优良传统的结合，就是廖仲恺开拓进取的方向和永恒的动力。而廖仲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革命的实践，又给革命事业输入新鲜的血液和力量，并赋予客家文化以时代的气息。

　　为求生存谋发展，客家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勇敢面对各种困难。故独立特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作为革命者，拥护和实践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这一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是廖仲恺独立特行精神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生前，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各种势力不断分化重组，孙中山经常受到孤立、排挤和打击，而廖仲恺始终与孙中山风雨同舟共进退。当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日渐显现时，廖仲恺坚决拥护和积极参与孙中山武力讨袁之活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欲组建具有权威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按指印、立誓言，绝对服从孙中山。这个规定遭到众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和抵制，而廖仲恺为维护孙中山的权威，按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孙中山的主张遭到来自国民党内部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阻力非常大。廖仲恺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主张和决定，并承担起改组国民党的重任。在他的具体组织下，终于实现了国民党历史上的重大改革。蒋介石认为，如果没有廖仲恺努力，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不可能如此成功。（14）廖仲恺在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见解。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反共情绪日益高涨，他们把对孙中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不满都往廖仲恺身上发泄。面对这种状况，廖仲恺矢志不移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充分信任共产党，贯彻和执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廖仲恺为什么信任共产党人呢？对此，廖仲恺逝世半个月后的《广州民国日报》在社沦中披露：“廖部长在他未死前几天也说：‘我为什么要用共产党人？就因为共产党人已宣言帮助国民党的成功：而且，共产党人不做官、不扒钱、肯奋斗，故此我才用他们：人家以此来责我，这真是莫明其妙。’由此来看，可见得国民党之容许共产党共事，及廖部长容纳共产党人，这都是完全为着促国民革命之快成功，确实没有半点共产的意思。”（15）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廖仲恺才成为当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特别是反共分子的眼中钉，最后于1925年被反动势力所杀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弹精焦思以期有成，艰难百折非所恤，蜚语万端非所顾”（16）是对廖仲恺一生的真实写照。综观廖仲恺传承客家文化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以惠阳为代表的客家文化传承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廖仲恺所受客家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廖仲恺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17岁其父亲去世后回家乡惠阳作约2年的短暂停留，后来一直在外面读书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远离家乡的廖仲恺所受客家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家庭，尤其是其父亲的言传身教。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是一位爱乡爱国的华侨。还在廖仲恺牙牙学语时，就经常训诫子弟要爱国，记住“我们是中国人”。他说：“祖国是每个人的灵魂和生命寄托。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就像爱护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17）作为当地有地位的侨商多次协助筹款并出资兴建华人医院。

　　秉承客家人崇文好学的传统，廖竹宾对儿子的读书学习抓得很紧，并且将学习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廖竹宾说：“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精通。随便哪个人都得懂自己祖国的文字。能够不忘记祖国，不忘记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护祖国的第一个条件”。（18）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廖仲恺不仅学习英语，而且努力攻读中文。因“不忘国学，故仲恺国学之根基，得于幼时稳立”。（19）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客家妇女有保留天足的传统。为此，廖竹宾曾专门留下一条遗嘱：“根据客家人的规矩，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作媳妇”。（20）这条遗嘱成就了廖仲恺与顽强保护天足的何香凝的一段志同道合的美满烟缘。

　　惠阳地理位置优越，被誉为“归善山川深秀四时春”，不仅有大片可供开垦的山地，还地处沿海，造船业颇盛，与外界联系密切，是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惠阳客家文化。首先，它保留了客家文化的共性，如爱乡爱国、崇文好学、刻苦耐劳、独立特行、开拓进取等特征。第二，惠阳属非纯客住县，受不同文化的浸润，广府文化、潮汕文化、港澳文化和海洋文化都在惠阳交江，故惠阳客家人的文化兼容性强。第三，沿海的地理位置，使惠阳客家人与外界联系密切，开放性高，个人自主性大，既容易形成开阔的心胸，也容易吸收外来的文化，接受新生事物。同时这种地理环境，也有利于客家文化扬名海外，扩大影响。

　　廖仲恺祖孙三代社会地位的变迁是惠阳客家文化在近代的一个缩影。祖父廖景昌于清道光年间从福建迁徒到广东归善县，开始以耕田为主，后来去香港经商。父亲廖竹宾在香港长大，曾在香港一家中英文兼顾的好学校圣保罗书院读书，而后在香港汇丰银行任职，后调到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服务，并成为当地有地位的侨商；叔父廖维杰（紫珊）是清朝的洋务官员，曾担任香港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职：哥哥廖恩焘在美国读了9年书，回国后在清朝和民国政府从事外交工作：（21）廖仲恺自己也先后在美国、家乡、香港和日本等接受不同层次的中西方教育。

　　廖仲恺孙三代社会地位变迁的典型意义在于：首先，他们都是借助惠阳便利的地理条件，走出家乡受西方文化教育，以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接受新生事物；其次，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都将客家文化特有的爱乡爱国、崇文好学、刻苦耐劳、独立特行、开拓进取等特征发挥起来，成就事业。从廖仲恺求学立业的奋斗史可见一斑。

　　客家人对人物的评判标准是创大业谋大事，崇敬事业有成的先贤，又常常以他们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开创更大更新的天地。

近代以来客家文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大量涌现的客家杰出人物有密切的关系。大家比较熟悉的杰出客家人物有：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中国家工民主党的创始人邓演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叶剑英，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新四军军长叶挺，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司令刘亚楼，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近代洋务运动先驱丁日昌，清代爱国诗人黄遵宪，有国志士丘逢甲，爱国侨商胡文虎，香港著名实业家曾宪梓，香港著名实业家田家炳，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客家英才既继承和发扬了客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也为客家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进步的血液，使客家文化与时俱进。他们不仅是客家人的骄傲和弘扬客家文化的标尺，更是客家人用以教诲和激励代代客家子弟奋发育为的宝贵精神财富。

　　最近惠阳区政府决定建造以著名的马来西亚侨领叶亚来故居为载体，客家文化风情为基调，叶亚来的生平故事、惠阳华侨的奋斗史以及客家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惠阳华侨（客家）博物馆，以此展现华侨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客家人丰富的建筑、人文、风俗。该博物馆的建立是弘扬客家文化和教化客家后代的重要举措。因此，从客家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廖仲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客家儿女的杰出代表，其革命精神和事迹同样对客家子弟有着深远的示范和教化的作用，对客家文化有着重要的传承意义。

参考文献：

（1）（2）（6）《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4、605和769页。

（3）（4）《周恩来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58和560页。

（5）《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247页。

（7）（8）（11）蒙光励：《廖家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6和72页、

（9）《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10）《廖仲恺何香凝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2）《戴季陶君关于粤军之重要谈话》，1925年8月30日（上少）《民国日报》，第2版。

（13）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14）（16）（17）（18）尚明轩：《廖仲恺传》，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08、119、7和7页。

（15）《谣言更可大白了》，1925年9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社论。

（19）[美]陈福霖余炎光著：《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20）《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21）[美]陈福霖：《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1。